残残里乌斯·德·柚子茶

   

我度过了多么幸运的十年

二编：同时期的史向文还有这篇旧扉终结之时 是很久以前的了，是更侧重法兰西先生角度的文，没看过的可以康康！

     

     考尔德走进咖啡厅。天刚下过一阵雨，玻璃上还挂着水珠，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。咖啡馆里难得的安静，地板上留着水渍，空气里混合着咖啡的醇香和雨水的味道。

    “下午好，老东西。”老板坐在吧台后面，“还是老样子？”

    他嗯了一声，在老位置坐下，侍者拿来报纸和烟灰缸。他在包里翻找了一会，掏出一个信封。“老东西，”他扬扬手，“你的照片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谢谢。”老板接过来，把照片抽出来看，“不错，蛮清楚的，构图也好。不愧是专业的，老东西。”他抖着信封，如同拿着一张逮捕令，“接下来我就要让这几张照片见报，去和那个占我家车道的混账打官司。”

    “记得把我的名字署上。”咖啡店老板还在跟人痛斥他的车道遭遇的不公事件，以及他如何说服一位前专业记者替他拍下了对方的罪证。考尔德耸耸肩，索性不再理他，自顾自摆弄着随身的相机。他从报纸上撕下了两截报道，拉开包把它们塞进去，露出了里面的笔和本子。

    “您这可真是专业素养。”坐在旁边的熟客笑道。

    考尔德笑笑：“多年的职业病罢了。”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眼神在剩下的报纸上继续游走着，顺便还打量了一番店里新装修的吧台。

   “您早就不干记者了吧？”

   “是啊，四年前。”他举起相机，拍了吧台旁边那株新放的热带植物。

   “但看起来您似乎没专心过退休生活。”

   “嗨，您不知道吗？”老板的大嗓门响了过来，“考尔德在找一个人呢，找了有十年了。”

 

    傍晚时分，考尔德进了家门。像往常一样，他先把自己关在暗房里，把今天拍的照片一张张冲洗出来。湿漉漉的相纸逐渐显出了图形，被他晾在半空。考尔德借着昏暗的红色灯光望着那些凝固的风景，街道，市场的人，邻居家的宠物狗，咖啡馆的装潢……平和而恬然，与他早年那些作品，炮火、废墟、受伤的士兵……截然不同。这是和平年代的图景。

    这是1955年，里昂。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，战争刚刚过去不久，疤痕还未消失，迷茫仍在，但平静已经回归。这将是一个困惑、挣扎与希望并存的时代，千疮百孔的二十世纪已经过半，遍体鳞伤的欧罗巴裹紧身上陈旧的长袍，她蹒跚着，带领人们走向一个新的世纪。

    考尔德曾是一个战地记者。他几乎是在战场上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，他的童年、青春，与人类最大的两次灾难连在一起。过去的三十来年，他去过英国，去过非洲，去过近东，他自认为见证过了最卑劣的暴行与最光荣的壮举，也多次和死神擦身而过。他现在不再为报社供稿了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他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了。

    现在他年轻不再，身体还算结实，但小病小痛少不了。他也多次考虑搬去南方生活，但毕竟他心里还有一个执念，他想找到一个人。

    照片洗完了，他回到客厅里。妻子去朋友家了，女儿在两条街外的花店工作，要到晚上才能回来。他去厨房拿了条面包，就这奶酪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。电视机在角落里喋喋不休，他坐下，调台，看新闻和时事节目，眼睛盯着那些屏幕里晃动的人影。他带着那么一丝希望，希望能看到他想找的那个人。

    夜色降临了，屋里亮起了灯。妻子和女儿回来了，厨房里飘出交谈声和饭菜的香气。考尔德看了新闻、军事节目和政要访谈，无甚意外的一无所获。他关了电视，琢磨着去厨房帮个忙，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。

    电话那头是咖啡店老板：“老东西，你最近还想找那个人不？”

    “想。”他说，“你也别叫我老东西了，我也就50来岁。”他无奈地理了理电话线：“但我喊你是对的，你都60了。”

    “虽然我觉得没什么戏。青春不老的人，听着就很不靠谱。我觉得肯定是你看错了。”他的朋友说，“这些年你自己也拿不准吧，去了两趟巴黎又回来了，不然你早就满街贴寻人启事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打电话就为说这个？”

    “哪能，我是想说，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了。”他的朋友说，“他下周开始去巴黎上班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想让他在那边再打听打听，就当是给你那两张照片的谢礼。要是按你说的，那人曾是个军官，或者是个教授？搞不懂，但在巴黎更有可能得到消息吧。”

    考尔德握着话筒，妻女还在厨房里交谈，不时发出阵阵笑声。这是现实。他的老朋友和他聊着天马行空的话题，那来自过去。现实与过去同时飘荡在他的身边，有一种恍惚的感觉。

     “也行吧。”他说，“不用太费心，如果他有时间的话，就随便问问。”

     “那再告诉我，那人有什么特征？”

     “呃，”他在脑海里搜寻残留的影子，“一个25岁上下的男人，可能还要更大一点。肩膀是比较宽的，但那是在战场上，所以显得有些瘦削。金色长发，挽成一个髻。颧骨下有阴影，很健谈。有胡子，哦，还有一双蓝紫色的眼睛。”

 

     这是考尔德寻找那名军官的第十年。他自知无甚希望，比起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工作，更像是一种消遣——他很清楚自己在找什么。一个在官方公告上已经死亡的人，一个陌生的幽灵，一个只有过一面之缘的过路人。

    一切始于那张照片。一张拍摄于北非的战地摄影，下面标着地点和时间：1942年6月13日，比尔哈凯姆撤退后。

    那是一张记录休憩中士兵的照片。远在他乡的法国士兵，肤色混杂的战士们，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窝棚里短暂休整。他们或站或坐，满脸疲惫，但掩盖不住一丝丝笑意。他们刚刚离开一个艰难的战场，他们打了一场胜仗，他们的英勇为法兰西军队的旗帜洗刷了耻辱，他们将被写入史书中。

    二战期间，考尔德为一家英国报社供稿，他在法国沦陷前夕被迫离开，在伦敦近郊住了几年，依旧会前往战场。报社在轰炸和资金窘迫下几经搬迁，很难说有多少胶卷和冲洗出来的照片遗失在了战火中。这张照片来自他战后从箱子深处找到的胶卷，机缘巧合，它未被刊登，也没被毁掉。    

    现在考尔德拿着它，那张相纸轻薄而微微泛黄。这张薄纸承载了一段荣耀，承载了士兵们的艰险与短暂的休憩时光，他们日后还要奔赴战场，为法国的解放而战斗。在考尔德的相机下，这个瞬间凝固成了永恒。但他在意的并不只是这个。

    照片中央有一个人，那人穿着下级军官的制服，和其他人坐在一起。他的头发挽成一个髻，他们在交谈。那双眼睛朝这边看了一眼，令他印象深刻，令他——不知为何——心中一颤，那双眼睛是蓝紫色的，是香根鸢尾的颜色。然而，他为何要心颤？

    记者被邀请喝了一杯茶：“英国佬的茶叶，只要您不嫌弃。”那个人把杯子递给他，他看清了他的脸，一张年轻的脸，憔悴、消瘦，却带着笑，“但在这也没什么好挑三拣四的，要我说，在这种时候，真想请你们大吃一顿，至少得有炖肉和红酒！”

    周围响起一片笑声，夹杂着起哄：“波诺弗瓦将军！”——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个名字，“您猜要是其他将军知道您跑这来了，您能吃炖肉还是吃埋怨？”

    “吃禁闭，好先生！”起哄的一声比一声高。

    “嘿，你们向着谁？”那军官挥着手，“我才不窝在伦敦呢，谁也别想看住我。刚才谁喊的，下次我和英国人吃饭，带他一起——”

    这就是考尔德能记住的内容。他很快离开了。后来他在阵亡将士名单上看到过那个名字——那上面只有一个姓波诺弗瓦的，军衔相同，年龄与他想的差不多大，他死在了法国解放的前夕——弗朗西斯·波诺弗瓦，留下了这样一个名字。

 

    但事情并非这样结束。他在1945年重新找到了胶卷，并把它冲洗了出来。那时他已经回到了法国，住在里昂，他现在的家里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45年7月14日，百废待兴的法兰西度过了他夺回自由后的第一个国庆节。考尔德在客厅里摆弄胶卷，收音机开着，播报着来自巴黎的消息。

    他正看到那张照片。他把它举起来，看到黑色的胶底呈现的图案，小窝棚，一群士兵，“波诺弗瓦将军”……过去的记忆慢慢浮现。

    “……现在请波诺弗瓦教授说几句。”收音机沙沙响，“他曾在战争期间流亡英国，请他说说对这次巴黎活动的看法……”

    波诺弗瓦。考尔德还在看胶卷。一个神奇的巧合。他正这么想着，可收音机顿了半秒，一个声音响起，这声音让他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

    “我很期待。”那个教授说，“在战争结束后，有哪个法国人不会为今日而欢欣呢，尽管阴霾仍未完全消散，我也希望……”

    他没再听他说什么了。他愣在了那里，浑身像被浇了一盆冷水。他记得那个声音，没错，他知道这个声音，虽然从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失了真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他听出了那个声音。那是那个递给他茶杯的军官，是那个“波诺弗瓦”的声音。

    可是，怎么可能？他已经死了，他在名单上见到过他。即使阵亡名单上的人不是他，可考尔德认得的那个，在非洲的那个波诺弗瓦，也绝对不是个教授。

    他的手僵在那里，眼睛难以置信地移向收音机。胶片还被他举在手里，那个军官波诺弗瓦微笑着，凝固在小小的黑色方框里，现在变得有些吓人了。

    “……我很期待马上能看到的这一切。您问我的打算？”那个声音继续说，带着笑意，“我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在家吃点炖肉，喝点红酒。”

    啪。他把收音机关了。大口喘了好几下，考尔德才发现自己在发抖。天气本就炎热，现在他的汗珠更是顺着脸往下滚。他战战兢兢的，瞟了一眼外头，大亮的太阳在天上悬着，孩子们正在街上跑，阵阵笑声传来。一切都很好，没有闹鬼，没有恶魔出没，一切都很好。

    他哆嗦着去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酒，把风扇打开。呼呼的风让他稍微冷静了一点。他发现那卷胶带刚刚被他恍惚着扔出去了，现在挂在椅背上。他考虑了一会，去把它捡回来，那些凝固的人像依然如初。他狠狠拧了自己一把，痛得龇牙咧嘴。  

    他犹犹豫豫地又把收音机拧开，刚刚的内容已经结束，放起了音乐。

    好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收音机里乐声悠扬，一大杯酒下肚，又激起了一身汗。考尔德盯着琥珀色的酒液，头脑一片空白。在空白中，又有什么浮了出来。

    波诺弗瓦，波诺弗瓦。他还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名字？

 

    那天，考尔德的妻子回到家时，看到丈夫撅着屁股，半个脑袋埋在床底下，灰头土脸地扒翻旧行李。他找到了一本旧相册，里面是他最早的作品。

    他翻开——他真庆幸自己从年轻时候就有给照片标清时间地点的好习惯——他找到了一张1918年的照片，来自凡尔赛。   

    那年他16岁，刚开始在一家报社任职。初生牛犊，像愣头青一样跟着前辈去见识巴黎和会，结果连镜厅的门都没摸到。他在最外层的走廊上拍下了这张照片，三三两两的人站在窗边交谈，看起来都像要员们的秘书和记录员，没有重要人物，没有值得记录的时刻，简而言之，毫无价值。

    他在照片的边缘看到一个人。那人坐在一张软凳上，靠近门口，他穿得像个高级秘书，正在翻一本手记。相机只拍下了他半张脸，但那半张脸也足够现在的考尔德心脏狂跳了。熟悉的五官轮廓，挽在脑后的长发，稀碎的胡茬。如果说记忆可能出错，现在他手里有一张照片，一卷胶卷，很清楚就能分辨出这是不是一个人。

    这就是一个人。差了24年，毫无变化的同一个人。

    那人手里的本子上写着一个名字，漂亮的花体字，正好挨近他的相机——“F.波诺弗瓦”。

    要命。真要命。

    他垂下手去，半天脑子里都是空的。天黑了，外面开始响起噼里啪啦的烟火，他们在庆祝国庆日。而他在灰尘堆里待了大半天，和一个幽灵斗智斗勇。

    妻子敲了敲盘子，他才猛地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正坐在晚饭桌上，往嘴里塞了四瓣蒜。辣味涌到嗓子根，他咳嗽起来。

    “你今天失魂落魄的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    “呃，我想大概没什么？”

     妻子看了一眼堆得乱七八糟的相册和旧胶卷，耸了耸肩：“你确定做好过退休生活的心理准备了？我看你依然像是恋恋不舍的样子。”

    “不，心理准备肯定是做好了。即使心理没准备好，身体也要抗议了。”他开玩笑，又看了一眼那些旧玩意，“但是，我估计会给自己搞个退休消遣。”

 

    从那时开始，考尔德开始找这个人。这些年考尔德在法国各地奔波，他也去过非洲，顺便还回过英国。他找人的过程并不顺利，他这位陌生的朋友可不是登报寻人能找到的。在这些年里，国际形势的变化曾一度吸引走了他的注意力，也让生活变得有些困顿。于是断断续续地，这一找就是十年。

    他确实找到了一些人，士兵，公务员，巴黎大学的教授……从那些人口中，他确实得到了一些消息，或者说一些碎片，有关那个人，他的肖像，他的过往，他的传言……考尔德就像个在历史海洋里搜集遗珠的潜游者，来自“现实”阳光透过海面撒下光斑，而他眼前却是来自“过往”的，那深邃的海蓝。

 

    “我没见过他。”一个曾负责整理阵亡将士名单的档案管理员说，“是的，我确定我整理过的名单上有这个名字，可我不能跟您指认他的尸体和具体的墓碑所在。在我看来，您要找的就是个死在现场上的无名者，过去的几百年，欧洲失去了多少像他这样的人！您也经历过那场大战，这太正常了。嗨，这就是战争。”

    “遗物吗？您先前给我写过信，那之后我找过，没有。但好像有一份记录，”他拿出一张纸条，“好像有一个地址接收了这位F.B先生的遗物。”

    考尔德顺着那个地址去找，一无所获。那个地址指向一座东南方的小村落，可门牌号是假的。

 

   那是一座位于朗格多克的中世纪村庄，靠近塞文山脉。这座村子不过十几户人家，外型古朴，墙上长着青苔，广场的路坑坑洼洼，似乎从几百年前就没有变过。

   看起来和村子本身年纪一样大的前任村长接待了他。“这里住过一个波诺弗瓦，没错。”他说，“多久前？很多年前了，几十年吧？那时候德国人还没来，而且我还年轻。他是个作家……是的，我确定。我记得他，他是个外来人，外来人在我们这可不多，而且不受欢迎。但他就有本事和村民们都处得不错。哦，我不知道他之前住在哪，他最后也没有留下。”

   “他是个健谈的年轻人。”村长说，“很英俊，漂亮小伙子，长发。在我印象中，当时村子里人比现在要多，有很多姑娘对他有意思。他还会说英语，好像还给英国寄过信，够稀罕吧。我猜他是巴黎人，但他方言说得也挺好！”

   “是这个人吗？”考尔德把照片递过去。

   村长透过镜片打量照片：“是他！”他叫道，“就是他。我的记性还不算差！他这是穿的军服吗？原来他参军去了？……时间不太对啊…”

   “他从这里离开了？”

   “是，那时候我们这里挖出了一截古代城墙，城里来了好多人研究那些石头，他也去帮忙了。现在想想，大概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，他就搬走了。”老人点着桌子，“不过这也正常。在那之后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从村子里搬出去了。唉，就说现在这时代，还有几个年轻人还愿意住在这里呢？”

   考尔德陪老人拉了一晚上的家常，第二天才离开。他回去查了查，这个村子里挖出古代城墙，是1900年。

 

   “哦，我记得他！”在英国，一个在战地医院工作过的护士说。她看着照片：“他是个法国军官，我跟他说过话。”

   “您详细说说？”考尔德急切地道。

   “那是在1940年，盟军撤回英国之后不久。呃，”她踌躇了一下，“您是法国人。您是知道的，当时撤过来的法国人不是很多……不，我并不是想说……”

   “我今天不是来这里跟您抨击英国人的。”考尔德说，“这是历史问题，女士，这个问题会由时间和有权威的人去评断，而我今天的主题不是讨论这个。”

   “我照看的病人里有几个是法国人。那天正好轮到我去大病房巡视，”她继续说，“我就在那里见到了那个人。”

    “那时那是一个下午，他站在那里，握住一名士兵无力的手。他不是我们这里的病人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。”护士说，“我走过来，我们的目光相交了。他的眼睛是蓝紫色的，我说不清那里面有什么……就好像……一本书，很复杂的一本书。”

    “那一瞬间我有点害怕。但他受伤了，非常虚弱，一只眼用纱布包着，胳膊上的绷带渗出血来。我问他‘您需要帮助吗？’用的英语。我以为他不会搭理我，但他看了我片刻，露出一丝微笑来，‘不用了，谢谢您，女士’。他这么说。”

    “在那之后呢？”

    “我没再见过他。”

    考尔德沉思着：“好的，谢谢您。”

    “这个人，”护士指着比尔哈凯姆照片上的一名士兵，“我好像也有印象。”

 

    “——您还记得我吗？”考尔德惴惴不安。

    这里是卡萨布兰卡，美丽的西非港口城市。考尔德在一座幽静的砖房里见到了照片上的人之一。这位退役士兵看起来与13年前无甚区别，只是脸上多了几条皱纹，而且坐在轮椅上。他失去了一条腿。

    他打量着他，语带歉意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记性不好……”

    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考尔德捏着笔记本，看着轮椅，“是我冒昧前来，还要您回忆一些艰辛的往事，应该道歉的是我。”

    “无妨。”那人笑笑，“您是来问波诺弗瓦将军的。我就知道，这世界上一直会有人对他感兴趣。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我对他很感兴趣……但他已经牺牲了，据我所知。”

    “不，”那位退役士兵突兀地道，“他没死。”

    考尔德抬起头来：“您说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他不会死的，我相信。”士兵说“哦，他可是个神秘的人物，您对他感兴趣是正常的。怎么会有人对他不感兴趣呢！”

    “从我还在预备军训练的时候，就听过有关他的传言。”他挺起身子，神采飞扬，好像一下子年轻了，“这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人——也有人说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这样的人——他们活的年岁与国家本身一样漫长，从没有经历过死亡。在历史中，他们可能会出没在任何一个领域，任何一个地方，较多的时间里，他们是士兵、军官，或者政府官员……他们和普通人混在一起，外表看起来和常人没有不同，只是永远不会变老，永远会保持在最青春的时候。”

    “不，我没有根据，我不能证明波诺弗瓦将军就是‘这样的人’。”他说。“但是——或许就是直觉吧——当我知道了这个传言，日后又见到他时，我的内心对我说：啊，就是他。”

    “您从来没想过探寻他，或者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吗？”

    “哈，那是您这些记者的活。我是个打仗的，现在是个卖东西的，我不用搞个大新闻。”他笑，“不过呢，我总感觉——这像是一个秘密，我不想让过多的人知道。但怎么说呢，这个秘密不会让我感觉到为止的恐惧，它很柔和，很温暖，像来自历史深处的赠礼。”

 

    “嘿，我看过您的报道。”那位巴黎大学的教授握着他的手，“战争刚结束那会我看过您的报道，您对时局的看法颇有建树。”

    “我的荣幸，先生。”

    “但很抱歉，您要找的这个人，不是我们学校的职员。”教授拿着照片，“我们这里有姓波诺弗瓦的老师，但没有叫这个名字的。而且我也没有见过这张脸。”

    “没关系，我已经找了很多年了。”考尔德苦笑，“我也不指望真能找到他。只是最近要来巴黎参加一场宴会，顺便想来拜访您。我听到的传言说这是个神出鬼没，有永生能力的奇人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那您是在说那个校园传说啦。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教授解释：“是学生们之间的传说。他们说学校里有一位神秘的历史学教授，教过他们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。他——大多是女同学说——英俊又多识，永远不会老。还听说把信放进某个草坪边的邮箱，就会得到这位教授的回信。”

    “您怎么看？”

    “我当然是不信的。要说为什么？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纪，这个世界早就与奇迹和童话无缘了。”教授说，又自嘲地笑笑，“不过呢——从我个人来讲，倒真的希望有这样一个人，一个来自过去的幽灵，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古人，我甚至不希求他能教会我什么。如果让我知道，有这样一个人为我们承接记忆，为我们铭记历史，从古至今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苦乐与共——我会感觉很安心。”

 

    考尔德真的就像在钻研历史，他从尘埃中出来，又步入迷雾。他也像进入了一本侦探小说，在黑夜里抽丝剥茧，只为了追寻一盏遥远的灯。从1945年到1955年，他追了10年。他好像知道了很多，实际上依然一无所知。那盏灯亮着，亮着，但他们间的距离从未缩短过。他的几个朋友也知道这件事，但说真的，没几个人支持他。他的妻女把这当做他的一种消遣，但也会劝他，不要耗费太多精力，更不要走火入魔。

    时至今日，他也差不多放弃了。萍水相逢，他似乎为一个陌生人付出了太多感情，虽说甘之如饴，但说到底，能有什么结果呢？10年了，考尔德会这么想，他也应该放弃了。

    但十是个好数字。过去播下的种，终会开花结果。

 

    四月，复活节刚过，考尔德接到了一个来自巴黎的电话。打电话来的是咖啡馆老板的儿子，在电话里，他的声音有些迟疑。

    “有一个人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到这里来找我，希望我能和您联系。您知道我在证券所工作，先前父亲托我帮您打听那个人。这边的这位先生听说了这件事，他想要…和您见面。”

    考尔德捏紧了话筒，手心开始出汗：“哦，您都给他说了什么？”

   “我说您在找一个人，找了挺多年了，然后大概说了说他的外貌……那人挺面生，听完就走。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，说想和您见面。”

    “他长什么样子？”

    “四十岁上下，西装革履，挺随和的，像个公务员或者医生……总之是出现在证券所毫无违和感的那类人。但我能肯定他不是您要找的那个。嗯……他没有留名片，他留了一个地址。”

    挂下电话，考尔德查了查那个地址，是个巴黎市中心的写字楼，靠近主街道。他陷入了沉思。

    本能来说，这样不明不白的邀约应当拒绝了事。但为什么呢，是突然出现的缺口让他打心眼里感觉惊喜，跃跃欲试，还是被好奇心，这个记者的职业病驱使？而且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文明社会，还能怎么样？……总而言之，他去了。

    但他还是给家人说：“以防万一，要是我一周之内没和你们联系，就报警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三天后的下午，考尔德先生，提着一个包，惴惴不安地走在那座写字楼锃亮的地板上。门口的保安刚才一言不发地把他放了进来，现在一个人——看起来和证券所的小伙描述的一样——正走在前面，给他带路。他们走进一间办公室，那人先转过头来。

    “您还真是执着，考尔德先生。”他的第一句话这么说。

    “呃，呃呃，您看。”考尔德摊手，“如果我是触碰了什么不该知道的……您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。我发誓我会扔掉所有材料，从今天开始不再琢磨这件事一秒，我一直是法国的好公民，而且没有反人类倾向……”

    他的求生欲给对方逗乐了。对方招呼他坐下，身边是全屋最大的一扇窗户，外面是车水马龙的街道。“我想这样能让您更有安全感。”那人说，并把水杯往那边推了推，“哦，我叫皮埃尔。”

    “他本来是想直接来见您的。但我还是想先和您聊聊，倒不是他真的有多么神秘，而是考虑到您可能需要一点信息消化的时间。而且现在您是知道的，非洲的局势开始发生变化，爱丽舍宫的犹豫、鲁莽，对那些‘传统’的牵挂，或许都要把这个国家拖入另一场泥沼。”他的神情严肃起来，“而不管是‘泥沼’还是所谓‘荣耀的回归’，一场变革都将会到来。这也是我需要考虑到的。”

    “您为什么要说这个？”

    皮埃尔点着桌面：“您知道‘国家的代表’这种存在吗？”

    “呃，”他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以为在问他的专业知识，“埃菲尔铁塔，凯旋门，圣女贞德……”

    那人笑笑：“不不，先生，我不是在说这个。我是在说一个人——您要找的那个人。”

 

    晚上，直到住进宾馆，给家里联系过，考尔德依然是恍惚的。过去的几个小时经历过的就像一场梦。十年间他梦到过很多次谜底被揭露的那一刻，以至于当这一刻真的来临时，他又觉得自己仍在梦中。但是——是的，这样一切都说得通了，所有的疑点，所有的神秘之处迎刃而解。秘密揭开，一个令人惊奇的，却不恐怖，令人安心的真相。

    “我……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不想让他以真实身份接触太多人，很不安全。但他不想，您也看到了，这位‘国家’先生不是个喜欢长年累月住在博物馆地下室里的人。”皮埃尔笑，“哦，我是他的秘书，兼私人医生，请多指教。”

    “他知道我在找他，他想要见我？”考尔德面色发窘，“这有点让我尴尬了，我不知道…我给人添了麻烦。你们同意了？”

    皮埃尔耸耸肩：“我们又不是狱卒，他是自由的。而且我和波诺弗瓦先生的想法相同，我们都认为这个国家应当做出改变。不然，法国的未来该走向哪里呢？”

 

    考尔德在巴黎度过了心情难以言说的两天。他把相机和笔记本全都准备好，但到了约定的前一天晚上，又把它们通通收回去了。他需要它们吗？难道他来到这里，是为了挖掘新闻吗？他是为了揭露，或是记录什么吗？或许他只是来见证——恐怕这个词也说不上，他只是以私人身份来见一个未曾谋面的朋友罢了。

    这么想的话，他心情平复了很多。

    然后就到了那一天。他坐在咖啡馆露台一个单独的半敞开式隔间里。咖啡馆位于一条相对僻静的小巷口，但并不闭塞，也不秘密。从他的角度，甚至可以看到大街上探头探脑的观光客。

    他点了饮品，独自在那坐着。离约定的时间过了三分钟，一个人脚步匆匆地上来了。一个金色长发的男人，穿着一套休闲西服。考尔德闻声转过头去，撞上一对蓝紫色的眼睛。

    “抱歉，先生！”那人一边整理自己的领带，一边朝他伸出手来：“街口有位姑娘没赶上公交车，我给她指了指路，耽误了时间。刚才那波观光客人流真密，差点给我挤走。啊，”他笑了，就像与朋友交流的口吻，友好而自然，“——弗朗西斯·波诺弗瓦。法兰西。为您效劳。”

    考尔德恍惚着，那张脸让他恍然如梦，又像被太阳光晃了眼，片刻之后，才回握住那只手：“哦，您怎么可以这么说！……无论如何，都是我们为您效劳。”

     啊，是的，就是他。考尔德的心对他说。如果说先前他还对皮埃尔的话有一丝怀疑，当这个人真的站在他面前时，一切疑惑都消失了，这就是现实，他的心在确定无疑地告诉他，这个人就是他一直在找的，他与他灵魂深处一些东西连在一起，他是他的祖国。

    “或许就是直觉吧。”正如那个士兵所说，“当我知道了这个传言，日后又见到他时，我的内心对我说：啊，就是他。”

    多么奇妙！可他面前的男人打扮得平常又舒服，浅色的休闲西装，内衬薄毛衣，显出气质的同时又自然地融入人群。他没有戴帽子，长发低低扎在脑后，像一个年轻的文人，一个艺术家，谁能想到他曾出入战场，又曾与这个国家的历代统治者站在一起呢？

    “我希望皮埃尔没有没有吓唬您。”他们坐下，波诺弗瓦继续说，“他有时候会故弄玄虚。如果他把您吓到了，您给我说，我回去扣他工资。”

    他赶紧回答：“不会，当然没有。您的秘书和蔼可亲，说话简单易懂。而且……”氛围是轻松的，他不自觉地微笑了起来，“您要相信，没什么真能吓到一个前战地记者。”

    多么奇妙。他在不知不觉间感觉放松了。一场随意的交谈，就像老友见面，就像呼吸那般平常。仿佛一切顺理成章，他就该在这里，就该如此愉快——他面前的可是法兰西！侍者送来咖啡(下午好，先生)，似乎也和他熟稔，平和而愉快。

    “您现在的身份是？”

    “一名政府官员。”法兰西说，“现在局势又变得复杂，爱丽舍宫的先生们倒是挺愿意让我继续在外面体验生活，但我不愿被排除在外，所以我回来了。哦，偶尔还会收一些大学里的信。”

 

    他们聊了很多。考尔德说了战争期间的经历，还有这十年来的探寻。“我觉得我像在破解一个无解的迷题，连自己都不相信真能找到答案。”他开玩笑，“而您简简单单就把答案告诉我了，都对不起我这些年的努力。”

    “您为什么选择诈死在法国解放的前夕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一段历史结束了，我扮演的一个角色也应到此为止。”法兰西说，“我完成了一段时间应该做的：在黑暗的年代，和法国人在一起，我们战斗，挣扎，弥补过错，重塑未来。等到这些都结束以后，我就和历史一起退场。过去每一次，我都会这样。”他搅着咖啡，“国家会与人民一同承接苦难，而在光辉的时刻，我们的国民应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度过。让尘埃和废墟躺在他们脚下吧，荣光属于他们，那些真正出生入死的人。”

     “那么，您为什么想要见我？”

     法兰西收敛了笑容：“这个，”他轻按着手指的骨节，“或许是一点私心吧。”

     “——因为，您也希望能有一个记住您的人，您也希望和朋友一起欢呼胜利，是这样吗？”

     “嗯……或许您说的对。”

    “我刚刚参加了一位朋友的葬礼。”法兰西说，“一位作家。他父亲经历过克里米亚战争，想想吧，他已经很老了。他在青年时代和我相识，我们时而通信，他视我为知己。在20世纪末那段该死的压抑时日里，和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文人交流多么令人愉快。但后来战争爆发了，我有了‘新角色’，于是过去那个我顺理成章的死去了。不过即使没有战争，政府也该来催促我了，为了隐藏身份，波诺弗瓦先生又该死一次了。”

    下雨了，他们转移到了屋内。侍者递来毛巾，波诺弗瓦伸手去接，考尔德才注意到他的西装口袋里有一块黑色的手帕。

    “后来您应该能想象到。我们断了联系，我上战场，他继续写作生涯。当我再知道他的消息时，是在讣告上。”

    “我参加了他的葬礼。我在遗照上见到了朋友暮年的样子。他儿孙满堂，遗容安详。而我——如此年轻，站在那里，和他的年纪仿佛差了半个世纪，只能说自己是他的仰慕者。”波诺弗瓦说，“过去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。但也许就是时代变了吧，我开始疑惑。我又感觉忧伤了，忧伤于朋友的逝去。我开始想，这样是对的吗？”

    “根据政府的安排，这些年我一直在躲藏。会有一些和您一样知道了我真实身份的人，可他们毕竟是少数，他们也会被我的‘监护人’们打点。‘谁让您老喜欢和普通人混在一起’，那些先生抱怨，‘您以为伪造身份和死亡这么容易吗，好先生，您要是愿意给我们省省心就好了’。他们需要我躲起来，需要我不为人知。我一直在藏着，不幸的，我开始疑惑是否应该一直藏着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原来您也会有困惑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会呢。”他笑，“您觉得我活得久，已经看透了世事？可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活得更久的国家，我们都会为了这样的俗事困惑，烦得要死呢。我们都不是圣人。”

    考尔德听着。是的，他当然不是圣人。他面前的男人颧骨突出，虽然面带微笑，但掩藏不住倦容。唉，他不是圣人，也不是天使。他并非刀枪不入，他就像是病了。

    “您就和我印象中的一样消瘦。您……身体不好吗？”

    波诺弗瓦看看自己：“啊，是吗？我还专门挑了个不是很修身的衣服呢。”他笑了笑，又点点杯子，“或许是是法兰西还没有痊愈。战争结束了，很多事都改变了，但法兰西还没有完全走出迷雾。”

    “您把现在的局面称作‘迷雾’，您也认为当今政府的做法不令人满意？您会想改变什么吗？您会促成改变吗？”问出口后，考尔德有些后悔了，问题过于尖锐了，他又不是在采访。“抱歉，我的职业病，您可以不回答——”

    波诺弗瓦摇头：“这些年，从未有‘国家’促成的改变，我的先生。国家是载体，而你们——才是变革的促成者。无论是好是坏，国家都是被动的接受者。不过，您要是问我是否想，”他轻握手指，“我会去想。我想应该改变，可是改变什么？如何改变？过去的事写在历史书里，看着如此简单，可往前的路没有地图指引。您可能不好想象，我这些年并非一直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保持良好关系，我在外面躲藏过，逃避过，随波逐流过，但国家一直是承接者，被保护者，今后也大抵如此。但是——嗯，我和您见面了，我想这就是一种改变，不是吗？”

    考尔德喝着咖啡，想着波诺弗瓦的话。他面前的人是一个国家的代表，接受保护，将延续与承接作为使命，接受这个国家的荣耀与风暴，这是应该的，过去和现在，这是无法更改的。

    可是他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他穿着和他们别无一二的衣服，他喝咖啡，举手投足，和他们一样……他和这些年走过他身边的人没有什么不同。是的，这些是应该的，可是……

    “您这样会多么寂寞。”

    波诺弗瓦愣了愣，随后笑了：“有您这句话就够了。”

 

    天色晚了，他们准备离开。波诺弗瓦问：“今天我们谈的这些，您打算报道出来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会的。”考尔德在收拾东西，抬起头来，“我会保密的。这个秘密多让人惊喜，我才不舍得拿出来和别人分享呢。而且，”他笑，“您今天给我说太多了，我都怀疑我说出去会被灭口。这不是您的阴谋吧？”

    “怎么会呢！那作为让您听了这么多的补偿，您要是不急着走，明天我带您在巴黎转转。绝非自夸，没人比我更熟悉这里。”

    “您是不是翘班啦？找理由不回去是吗？”

    波诺弗瓦笑着，还在看他先前放在桌上的照片。那是考尔德这些年的作品，从战场到街巷，形形色色的事物，形形色色的人。突然他盯上了一张照片，把他拿了起来。     

    他抬起头来，表情转为惊喜：“您见过瑞米·佩迪特吗？”

 

    这是弗朗西斯·波诺弗瓦寻找那名士兵的第十年。他带着一只小型八音盒，这个小玩具在他身边待了十五年，依然没有等回它的主人。他把它保养得很好，但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战火的痕迹，木质的纹理也开始泛旧。

    “我希望您拿着它。我担心在撤退的路上把它弄坏，或者丢了。”那个年轻人曾对他说，“等到我们安顿下来，您再还给我。”

    弗朗西斯一直带着它。但他还没能履行承诺，让它物归原主。

 

    他和那个士兵相识于1940年。1940年那个焦灼而痛苦的5月，败军残将沿着法国与比利时的边境线后撤。那是一个沮丧、萎靡又恐慌的时候，尊严一触即碎，而恐惧如影随形。

    他在一场小冲突里被流弹射中，那颗子弹几乎把他的胳膊射了对穿。他借一块石头掩护，撕开衣服，然后等待伤口愈合。他以为已经躲开了所有人的视线，结果一转头，在一个弹坑里发现了一双直勾勾的眼睛。

    那个年轻的士兵惊恐地看着他。他看见了他缓慢愈合的伤口。他看了看他的血，又看了看他的军帽，惊恐和无助在一瞬间爆发了出来，在枪林弹雨中，他几乎就跪在了他面前。

    “神啊！圣母啊！”他扯住他的衣服，“您是天使，还是基督？主啊！”他大叫，“保护我！……”

    他费了一点时间才让他冷静下来。也就是这场意外，让法兰西不得已对一个普通士兵透露了自己的身份。那个年轻人瞪着惊讶的眼，跟他窝在营帐附近的树林里。听完以后紧张兮兮的，像是知道了什么天大的秘密。在这个时候，也确实是个天大的秘密。

    “我向您保证，绝对不会说出去的！”他揪着自己的军服跟他发誓，“绝不泄露军情！不然就让我被德国佬打死！”

    他不得不抬手安抚他：“您放松点，这也不算是军情！”

    他的国民总是会很简单地相信他，这或许是出于一种暧昧的“灵魂相连”。从很久以前弗朗西斯就意识到了这点，但有时他也自嘲地想，这也像是一种讽刺。他这些年的一大任务，就是在这些灵魂相连的人面前隐藏自己。为了“安全”。

    “您不该在这里。”士兵说，“您在前线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”

    “唉，您也说这种话。”弗朗西斯苦笑，“可我该在巴黎坐以待毙吗？倘若我不在前线，也不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能获得多少‘安全’的保障。”

    他们在后撤。德国人高歌猛进，他们在自己的家园处处受制，狼狈不堪。没有多少能休息的时间，其实在休息的时候，大部分人的心也没有安宁。

    年轻人有一只八音盒。他叫瑞米·佩迪特，一个随处可见的法国人的名字。他会在休息的时候把它掏出来，他不摇动它，免得音乐声让本就疲惫的军士更添伤情。他只是看看它，擦拭一下，又把它装回去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母亲的遗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，不知道在战争结束后，那间房子还能不能留下来。不知道我到底还能不能回去。所以在离开家的时候，我就带上它了。”他说，“里面的歌？是一首地中海民谣。您见过地中海吗，先生？”

    “见过。普罗旺斯，意大利，希腊。那里和北方不太一样，就像另一种文明栖息的地方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将来去那里定居。要是能等到战争结束，我想去南方生活。”

    他们走过荒废的村庄，被战火席卷的山野。佩迪特跟他说了不少天方夜谭的梦想，这样的战场，这样的年轻人，法兰西见得太多了，但他仍然会听，或许是听这样的话语，并回应它，才会让他有一种作为人类活着的实感。

    “您在这真好，将军。”佩迪特对他说，“啊，您是祖国先生，您在这里真的很不安全……但我有时候会自私地觉得，您更像我的朋友。现在的情况真的很不好……我很高兴能有个能说话的对象。”

    “我希望您拿着它。我担心在撤退的路上把它弄坏，或者丢了。”那个年轻人把音乐盒托付给了他，“等到我们安顿下来，您再还给我。”

    他们撤退，辗转，被外来者狼狈地在国土上逼入绝路。巴黎一片死寂，但战火燎烧着法兰西。他们疲惫不堪，身体和心一起饱受煎熬。

    弗朗西斯和那个年轻人在通往敦刻尔克的路上失散。他们镇上遭到袭击，年轻人撤进半坍塌的屋里，炮火不断，横梁砸了下来，弗朗西斯冲上去，挡在了他的前面，一把撑住了那根横梁。

   “波…将军！……祖国！您在干什么！”

   他咬着牙，手臂颤抖：“走！”

   “您不能挡在我面前！这是我的职责！我的职责是保护法兰西！”

   “那就去保护法兰西！好先生，法兰西是什么？是您脚下的土地，是您熟悉的城市，是您拥在怀中的妻儿，是您的语言和文字。而我什么都不是。我只是一个影子，一个代表物，我的伤口与法兰西无关，我无足轻重！而只有法兰西活着，我才能存在。”

   “——所以这是我的职责。用这无用的不死的身体，为我的子民挡住扑面而来的地狱。”

   往后的事他记不清了。炮火没有止息，痛感铺天盖地而来，佩迪特喊了什么，但他听不清了，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冲出了屋子。后来英国人来了，大吼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话。他们突围出去。再后来他看见了海，他还握着枪，被扔上了一条船。

    再往后的事无需再提。当弗朗西斯终于有劲能拆开他的包裹时，在所剩无几的东西里，那只八音盒静静地躺着。

 

    1945年，弗朗西斯开始寻找那名叫瑞米·佩迪特的士兵。1944年8月，他回到百废待兴的巴黎。1945年伊始，他开始在军队中寻找那个年轻人，查找了阵亡将士名单，并托人在外省寻找，但在战后初期这激昂、混乱和疲惫的氛围中，法兰西还在缓慢恢复气力，他时而感到力不从心，且又被“保护”了起来。他和战后新生的学术界建立了联系，未来是混沌的，法兰西和欧洲依然在摸索出路。而在这个疲惫的摸索过程中，他还没有找到他的朋友。

    他没有在文书上找到他的名字，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。在这样的年代，有多少普通士兵的名字被湮没了，无名者构筑了历史，而他们终会被历史遗忘。这就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东西。

    

    现在瑞米·佩迪特再次出现在他面前了，是在考尔德的照片上。那是一群抵抗运动者的合照，弗朗西斯认出了其中的一张脸。照片下面写着：1943年4月，法国中部。

    “我知道他没有在1940年去英国。我想到，如果他没有战死或被俘虏，也许是参加了抵抗组织，或者想办法隐藏在民间，或逃出了法国。”他说，“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好找。”

    “我会去帮您找的。那张照片是我同事拍的，要是我的作品，我才不会写得这么含糊，或许线索还能更多。”考尔德说，“但尽我所能。”

    “劳您费心。刚认识不久就有事相托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别这么说。您自己说要做朋友，既然是朋友了，这点小忙不足挂齿。”考尔德带上帽子，冲他笑了笑，“我会帮您找到的。而且相信我，找任何人，都不会比找您更困难了。”

 

    天黑了，弗朗西斯回到了家。他打开灯，白天家政女佣来过，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。

    他在门口站了一会，耸了耸肩。弗朗西斯是一个爱干净的人，甚至可以说有洁癖，但一间“单身男性独居的屋子”，在陈设意义上的太过整洁，太没有生活气息，也会让他产生一种局促感。他把鞋放在鞋柜外面，把带回来的报纸和食材放桌上，去厨房倒了一杯热可可，热气向着天花板升腾，这下好多了。

    这是一座位于十六区的高级公寓，弗朗西斯战后的居所。就像过去每一处容身之地一样，他一个人在这里住了这些年。出入这座屋子的人有很多，政客，学术界的人，演艺界的名人，邻居朋友，还有他隔段时间就会带回来的新情人。这里时常是灯火通明的，可真正住在这里的，只有他一个。

    他进书房去，这里的生活气息也更浓一点，女佣不会动他书桌上的材料，那个常来的年轻姑娘当他是位政府官员，生怕那些材料涉及什么不该知道的国家大事。即使是扔在沙发上的废纸，她也只会稍加整理，给他放在一边。那是一些无用的名单，是在找佩迪特的过程中筛出去的。

    在找佩迪特的十年间，弗朗西斯又从另一个角度体会了一遍法国的苦难和丑恶。他托人去找，扮成那位士兵的“朋友”去打听，他见识了战后法兰西的世间百态。或许就是在这个过程里，他想要改变了，“弗朗西斯”犹豫着，想敲开“法兰西”的屏障，去握住他国民的手。18世纪末期他也曾这样，但他最终走入了帝国的高阁。而后，连绵的战火切断了法兰西和弗朗西斯。如今，他有这个机会，让弗朗西斯与法兰西重归于好了吗？

    “您看起来还没做好准备。”考尔德说，“我是说，以国家身份和其他人交朋友这件事。”

    “这也是记者的直觉？”

    年逾半百的记者笑：“或许吧，也可能是一点人生经验。您比我活得久，这没错，但当局者迷。您似乎总会顾忌一些事，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，这和您表现出的性格不符。”

    这“人生经验”是对的，也许是他这些年演惯了戏，如今想褪下戏服，却搞不清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了。真正的他是哪样的？放荡？乐观？善于交际？忧郁？冷漠？还是和蔼，平易近人？他自己是否能说清呢？

 

    “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就挺好的。”皮埃尔评价。

    “这是哥哥我听到的最废话的答案。”弗朗西斯和他的现任秘书关系不错，有什么说什么。

    “本来就是嘛。不然您是希望自己和海峡对面那位一样，天天拉着张脸，还是想跟北美那位一样，欢天喜地捅人刀子？”他的秘书更是口无遮拦，甚至会让弗朗西斯这种人担心有天他会捅娄子，“我不怀疑您的伪装能力，但如果您变换性格和人格就像穿上我手里这件外套一样简单，那我就要担心您的精神情况了，马上上报总统府。”

    “请您千万别这样做。”法兰西求饶。

    “您给考尔德先生的礼物已经寄往里昂了，”秘书说，“他本人应该已经回到了家。您休了三天的假，今天该回到正轨了，车在楼下等您。”

    弗朗西斯长叹一声：“我不能再请一天假吗？您随便替我找个什么理由。”

    “很遗憾，虽然我很想答应您，因为我也想休假，但议会的先生们大概会扔笔砸我吧。”皮埃尔摊摊手，“要不您就去他们那，明确表明‘我不要再管这些事了，随你们便’，那您会获得一个永久假期，说不定我还能跟您去蔚蓝海岸住两天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还是春天呢！您去什么蔚蓝海岸！”

    皮埃尔笑笑。他看着自己的国家——自己的上司，亦或是友人——垂头丧气的模样：“嘿，波诺弗瓦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您现在这个样子，就非常真实。”

 

    三个月后，盛夏时节，弗朗西斯接到了来自里昂的电话。

    “弗朗西斯先生，”考尔德在那头说，“找到了。”

 

    “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，您要找的这位先生参与了抵抗组织。他从1940年到1944年变换了好几次身份，几乎没有留下过真实姓名，找起来确实难度不小。”考尔德的声音充满活力，“但我找到了拍那张照片的朋友，他又去问了还住在当地的镇民和农户。费了一些时间，但是打听到了他的下落。”

    “不不，您已经够快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。”弗朗西斯说，“实在是太快了，感觉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喝了杯咖啡的当儿，您就找到了！您需要一份在情报局的工作吗？——我说笑的。”

    “虽然知道您是说笑的，但还容我拒绝，退休生活很快乐，我不用再就业了——您在巴黎啊？前段时间皮埃尔先生还跟我碎碎念，我以为您去蔚蓝海岸了。”

    “不，那是他想去，不是哥哥我想去！”

    “我还想，如果您是在蔚蓝海岸，去找他能更近一点。”

    “找到佩迪特先生费了不少功夫，主要是因为——他已经不在法国了。”考尔德说，“1947年，他就定居希腊了。”

 

    在几千米高空俯瞰地面，机械的嗡鸣声似乎也构成了景色的一部分，在他们身边盘旋着。

    他们在一架小型飞机上，正在飞往希腊。透过窗户，地中海蔚蓝的海面在脚下熠熠生辉，苍绿色的森林向着天际线的方向延伸过去，消失在云层的尽头。波诺弗瓦看着窗外，眼睛和天空的颜色融为一体。

    “当地的村民说，他爱上了一个希腊姑娘。”记者说，“1944年德国人报复性的围剿，好多人都死去了…唉，那时我还在英国……他们是英雄。他被一家农户收留了，一直藏到战争结束。战后他们应该是回了女方的家乡。”

    “他还活着，这就是最好的。”

    考尔德挑挑眉，看着弗朗西斯握紧的手：“是啊，这当然很好…上帝啊，您是在紧张吗？皮埃尔先生已经去过希腊了，不会有任何意外，不是吗？”

    弗朗西斯笑，松开握紧的拳，指尖依然微微颤抖：“说真的，与伟大的皇帝、不可理喻的暴君，喜怒无常的军官见面时，我似乎都没这么紧张过。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紧张。啊，难道是临上飞机前喝了半杯酒的原因？”

    “您好像还有半小时的紧张时间。”考尔德和飞行员确认两句，转头打趣他，“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毕竟您就要见到一个找了十年的人了——当初我在巴黎那间咖啡馆等您时，也是一样的心情。”

    “而且您也应该做好了准备…您已经知道了，他失去了两条腿。”

 

    这是一座靠近地中海的小镇，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。潮湿的海风吹来，抚动了院子里的橄榄树，苍劲的树干和闪着金属般光泽的叶子，映衬着远方的田园。遥遥的海水，在地平线的那头闪烁着。

    门没有锁，他推门进去。屋里挂着木珠门帘，隔绝了外面的暑气，房间里凉风阵阵。他走进里屋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身影，在窗边，等着他。

    “啊，您来了。我听到您来了。”

    弗朗西斯笑：“就不会是邮递员，或者搞推销的？”

    “哦，我不会听错我的将军的脚步声。”佩迪特把轮椅摇过来，“不如说，我不会听错我的国家到来的脚步声。”这下他们四目相对了，他看着他：“上帝啊，我就像在做梦……您的次数来过，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一直就像在梦里一样。他说您一直在找我，我不知道……我不知道您还记得…记得我们之间那个小小的约定。”

    他已经不再年轻了。按年龄来算，他至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。而战场上的奔波、常年的地下工作和受过的折磨也过早染白了他的头发，并在他脸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壑。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了，而他对面的人，经过十年光阴，依然年轻如故。

    “您看，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？我确实是个容易忘事的人，不这样的话，活这么多年，我早该抑郁了。但这样的事我不会忘，不如说，我也不应该忘。”

 

    他们坐在窗前，看着园子里橄榄树的影子。那只八音盒放在了佩迪特的腿上，经过漫长的时间，终于物归原主。它的主人用粗糙的手抚摸着它，一如往日。

    “……我爱上了她，我们在一起了。解放后，我失去了双腿，那时我们商量了未来应该怎么过……国家终于重获自由，而我不剩什么了，也不再有牵挂。所以我们决定离开。”

    “要是能找点找到您，我还能送您结婚礼物。”弗朗西斯说，“嗯，其实现在也不晚……呃，还是晚了点，就当是送您的结婚十周年纪念礼物。”

    士兵笑，摇了摇头：“您过得好吗？现在的欧洲依然还不算好，而我知道法国顾虑的还有更多。”

    “总会好起来的。错误的，错过的，都应当被修正，都应当被弥补。”

    “看来您已经下定了决心？”

    “决心的话，没有。”法兰西说，“但能迈出步了。并且能够承认，我在迷茫，能承认自己其实是不知所措的，仍在犹疑、疲惫、懦弱地上下求索，也算是件好事，对吧？”

    “您会指责我离开了法国吗？”

    “怎么会。我们已经为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付出了太多。或许该有法国亲口对您说，您为他付出了太多，您做到了所有能做到的，您完成了光辉的任务，请去寻找一直向往的地方吧，您值得有最好的生活。”

    外面响起了脚步声，门帘拉起，一个女人好奇地探头看了看，视线在陌生的访客身上停留了几秒。佩迪特用希腊语对她说了几句。那女人友善的黑眼睛又看了看他，点了点头出去了。

   “哦，我是您的法国亲戚？”

   “哈哈，我忘了，您当然能听懂希腊语。您当然是我的亲戚，将军，波诺弗瓦先生，我的朋友——我依然想这么叫您——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法国永远是我的祖国，而您——希望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与爱国之心无关，与您相识，我是如此开心。”

    他又摇动了那只八音盒。齿轮交合，奏出的乐声一如过去。佩迪特在那一瞬间恍惚了，仿佛跨越时间，乐声没有变过，一切都没有变过。

   “十年了，先生。”他说，“十年对您来说只是一瞬，但于我而言，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中途，已经与生命中最黄金的岁月挥手作别。与您战场一别后，我经历了很多，痛苦的，绝望的……幸运的是我始终心怀希望，我有走下去的标杆，我的心中充满光明，因为这光的存在，我便不惧眼前的长夜。我的祖国。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。我时常想起您，与您相识，我何其幸运。”

 

    “你给了我机会去思考，去学习，去睁开眼睛了解更多。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与你相识后，我体会过了何为欢喜，何为苦闷。我多么庆幸见过你，多么欢喜有与你相伴的十年，你给了我机会，给了我一种方式去塑造如今的我。我何其幸运。”

 

    “能否给我您的地址。”佩迪特说，“我不会再和您失去联系了——我想做您的朋友。”

    “当然，我准备好了，过段时间我还会寄礼物来。”法兰西握住他的手，“您说什么呢！从十年前，您就已经是我的朋友了。说来惭愧，弗朗西斯和法兰西都有很多朋友，但他们共同的朋友可不多。”

 

    弗朗西斯从乐声阵阵的屋里走出来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。考尔德在院子里，旁边放着半杯酒，顺着光影角度走来走去，拍门口的橄榄树。

    弗朗西斯问他：“好看呢？”

    “好看。”记者给他展示了一下笔记，“还拍了点他家的装潢，地中海风格真有特色。哦，我还拍了你们一起摇八音盒。说真的，您要是穿身军装，或者他穿着，我觉拿出去能得普利策奖。”

    弗朗西斯开玩笑：“普利策奖要求这么低？”

 

    “结束了？”

    “结束了。不，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”弗朗西斯看着夕阳的方向，暑热在黄昏时褪去了，只留温暖的余韵，混合着干燥的花香，弥漫在他的周围。

    “天气真好。”他顿了一顿，“哦，今天是——”

    “是的，咱们得去赶飞机，不然皮埃尔先生要念叨您了。今天是7月13日。”

 

    飞机的轰鸣再次响起。他们结束了一场短暂，但意义深远的探访。一个十年的终结，一段历史的结束，或许也是……一段新的开始，弗朗西斯和法兰西和解的开始。

    “我这是第一次坐私人飞机，回去有的吹了。我敢说，先生。”考尔德大声说，“坐您飞机是不是和坐总统专机差不多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差多了，先生！”法兰西回应，“但灵活得多！再带您飞趟意大利玩玩？”

    “别了吧，好先生！明天您要是不出现在巴黎，指不定出什么乱子呢。”他的朋友回应，“我也得回家，我答应国庆节和妻女一起出去玩。”

 

    飞机离开了地面，伴着群星升入云层。几个小时后，他们回到了法国上空。在看到巴黎星星点点的灯火时，时间已过午夜。战争的困顿还未散尽，巴黎上空没有多少盛放的烟花，但万米高空之上的神圣静寂与漫天星辰，如亘古以来一样，笼罩着这座光之城，笼罩着即将走向街头的人群，笼罩着……这整个人世间。

    弗朗西斯听到考尔德在叫他。回过头去，他看到他的朋友盈满笑意的眼睛，在昏暗的舱室里闪闪发光，亦如环绕他们的星辰。

   “国庆日快乐，我的祖国。”他说。

   “——更重要的，生日快乐，我的朋友。”

End.

 

 

 

 

本来想在后记里多说几句，但酝酿的时候想了很多，到了最后反而一句都说不出来了（）不知不觉已经十年了，十年前的春天我开始看aph，半年以后成为仏厨，从2012到2022，我也从一个高中生成为准博士生。这期间发生了太多事，经历了太多事，很多事都改变了，但也有很多东西陪我至今。本来有更多感慨的话想说，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了w此后的人生惟愿记住一直以来的心情，希望一切都不会变，这就足够了。其他感情也不用再说，都在文里了！

 

波诺弗瓦先生，感谢有你相伴的十年